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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等专著《身份、模态与话语——当代中国民间舞反思》简介

发布日期:2017-11-15  

  中国民间舞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艺形式,它必须伴随着上位概念“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民间艺术”、伴随着再上位的概念“中国民间文化”一起被认知,成为我们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当代中国民间舞由三个身份群体构成。从舞蹈身体语源上讲,第一身份群体当是乡土民间艺人,与乡土和技艺相关。民间艺人的社会身份是农民,过去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农”,现在裹在“民众”、“大众”、“群众”、“人民”之中。他们生长和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或农或牧或渔或林(延及当代,他们还或商或务工),或在此民族,或于彼族群,或属某村落,其所在的宏观身份群体在当代中国统称“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身体的技艺源于从父辈那里传承而来的自幼养成的身体记忆,是一种有在场共鸣的集体性的技术系统,有着鲜明的地方性身体知识特点,最终融化为个人性表达。第二身份群体是一个次生群体,其构成非常复杂,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他们既产生于由国家派遣到地方的专业舞者之中;也产生在由地方民间艺人而改变身份的农民之中。他们经年累月身处民间舞中,被刻上地方性身体记忆与技艺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亲切地称作“二老艺人”。与民间艺人的传承不同,他们对地方性民间舞起到了艺术化的承接作用,不是前后关系,而是上下关系。这种艺术化的承接一方面接通地气,构成个人化的民间舞技艺;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干部和地方舞蹈工作者,难免不在艺术行为过程中耗散对象,甚至是重塑对象。第三个身份群体就是职业民间舞者了,他们包括舞蹈教育者、舞蹈编导者、舞蹈表演者以及舞蹈理论工作者和舞蹈管理者。这是一个再生的民间舞群体。在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因此比“二老艺人”有更大的舞蹈身体话语权,并由此获得对地方性的舞蹈身体语言权(包括民间艺人和“二老艺人”)进行判定、选择和重构权力。

  在中国民间,各种标识物大量地被中国民间舞艺人所吸纳,用以在符号互动中进行角色自我塑造和身体言说。此后,第二、第三身份群体的自我塑造方式也承接着这一传统,只是媒介系统的构成及技术处理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在原生民间舞向次生和再生民间舞转化的过程中,其各自的多模态话语媒介系统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这些模态媒介的差异也是话语表达的差异。模态是物质媒体经过社会长时间塑造而形成的意义潜势,是用于表征和交流意义的社会文化资源。多模态这一概念多出现于语言学及语言学教学上,主要指多种模态,如语言、手势、符号、颜色等形式资源共同配合、互相协同而建构意义。

  按照社会学对身份群体的划分和人类学功能学派对社会仪式的划分,当代中国民间舞的三个身份群体实际上是跳在三个舞蹈场域中——乡土的、介于乡土和城市的以及城市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话语要用身体言说:民间艺人的乡土舞台展示的是一种地方性身体知识,它们遵循着王艮所谓的包含着神仙鬼魅等非理性的”百姓日用即道“。这“道”常常以“癫狂社舞逞”的民俗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中国民间舞知识本体的实际组成部分。“二老艺人”遵循着国家意志和“百姓日用”的双重原则,以国家庆典和民俗岁时节目为双重语境,开始尝试着展示国家在场的地方性身体知识。毫无疑问,前者的主旋律一定是第一位的,延伸出身体知识的主导倾向;后者村落意识的诸多身体话语一定要服从前者,如果不合,则被要求除魅。于是,中国民间舞“类范畴”的身体知识在地方就开始被解构和重构。在当代中国,城市是国家的心脏和大脑,对乡村而言,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站在了制高点上,连本属于乡土的中国民间舞也开始逐渐让位于城市的职业民间舞身份群体。随着国家舞蹈院团的迅速成长壮大,它们不仅占有着巨大的文化资本,而且掌控着有力的话语权。这种权力还可以内转为文本世界,就像血液通过毛细血管周行全身,塑造出一个新的民间舞天地。

  正像没有人能阻止中国现代化速度带来的社会变迁一样,没有人能够阻止当代中国民间舞迅速地被立体化地构建。但民间舞终究属民间艺术范畴,即使上了舞台成为舞台艺术,它也脱不开“民间”二字。站在这一立场上,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我们对民间的“利用”、“改写”、“改造”、“发展”、“创新”太多了;而对其体验、认知、思考、保存、传承太少了,缺乏“把阅读置于写作之上”的尊敬和积累。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访民间,重新认识它,了解它,把握它,知道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本来的自我,不必急于转型。从“自主能力”上讲,中国民间舞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素材铺叙和动作堆积,它是历史的产物,有身体叙事学上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题材、主题以及思想和艺术价值。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书才提出了“上帝的事上帝做,凯撒的事凯撒做”的观点;并希望第二、第三身份群体的民间舞者以第一身份群体多模态构成的话语为尊,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中重回民间。